英若诚 康开丽
编者按：英若诚，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、导演、翻译家，曾任文化部副部长，被誉为“全世界最杰出的十名中国艺术家之一”，在舞台、银幕和文化外交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。
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看烦了，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。我一生中最离奇的经历是1968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，原因是怀疑我是外国间谍。不过，在监狱中的这段时间我对中国下情的了解要比我一辈子学到的还多，这一点值得欣慰。
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。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，有的疯了，我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。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、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，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去。
我给自己计划了几个项目。第一个项目是做餐具，我做的第一个餐具是把勺子。
当时，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毛主席著作、卫生纸、肥皂和内衣。本来我还有块表，到了这个监狱后没几天，我的表又被收走了。他们说表是危险的武器，犯人有了表就有了时间概念，那会导致麻烦。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做勺子，我得先找到木头。室外洗漱间有一把铲子，我看中了那铲子的长把柄。我知道在洗漱间找块玻璃不成问题，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挡着，有时一阵风就能把窗玻璃刮碎。
接下来我便要考虑怎样用那块玻璃。我用衣服包着那块碎玻璃，把它敲碎，使它更锋利。我把那块玻璃当锯子，每次我们去洗漱间，我都会暗中走到铲子边上把铲子柄锯深一点。那木柄是硬木，我花了两个星期才把它锯下来。我锯下的那块木头约18厘米长，我开始用那把珍贵的玻璃工具雕刻它。结果我做成了一把很漂亮的勺子。那勺子我一直保留到我出狱。用那勺子舀东西很管用，每天喝粥特好使。长时间以来我们每天能吃到的也就是稀粥，大家都饿疯了，用手指头刮碗底的粥都嫌不解气。那勺子成了我最喜欢的东西，出狱时我不能把它带回家真是可惜，因为它做工很好。
做成那把勺子后，我对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。我发现衡水那地方出产传统的毛笔。我跟当地的犯人混熟了，便很谦虚地请教他们怎么做毛笔。他们告诉我做毛笔得先有合适的毛。
“毛到哪儿去找？”我问。
“你看见那农民披着块羊皮当外套吧？”他指着另一位犯人说，“那毛就不赖，糙，是山羊毛，不能用绵羊毛。”
我就从那里得到了做毛笔的毛。我从旧袜子上抽出线把毛扎起来。现在用的尼龙丝要比当时我们用的线好，因为那时的线容易断。过程很不容易，但我还是用这些简单的材料做了一支毛笔。
紧接着上边说“要准备打仗”。中俄边境珍宝岛起了争端。他们给我们发了些布料让我们染成黑色，然后挂到窗上作窗帘。那样一有空袭警报，拉上帘子，灯光就透不出去。就像二战时伦敦应对空袭那样。
染布的时候，我藏了不少墨粉，掺了水以后要比外面卖的墨水还好用。
囚室里谁要是病了，他们就会给一小瓶药，我把墨水装到这些收起来的小瓶里。不久，我就有了笔和墨水，唯一缺的就是纸。在监狱你可以要纸，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罪行写交代材料。监狱里提供的笔过几个小时就要被收走，我自己要写些什么就用我自己的笔。
每天每个囚室都会分到一份报纸，我就照着报纸画毛主席像。当然，我这样做并不是衷心热爱毛主席，我是怕万一被看守发现了，画毛主席像是最好的保护措施。
我们在监狱里只是粗略地得到一些关于外面的消息。《人民日报》是主要来源。我比其他人能多读出些内容，因为我参加过“四清”小组，又了解1968年以前的情况，而其他犯人在我来之前已在监狱待了好些年，他们很难想象这“文化大革命”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为了消磨时间，同时也是在室友的要求下，我就给大家讲这场运动的起因、发展，以及到我被捕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。
因为我能给大家讲解政治事件，同时也因为我能动员其他犯人，我成了一位“牢头”。只有很少几位看过话剧的人知道我的背景，大多数犯人是农民，甚至不知道现代话剧是怎么回事。我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很受大家欢迎。到了冀县后，我组织了几次活动，偷胡萝卜、偷土豆、偷烟叶，这是大家最高兴的事。我还给大家示范怎样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点烟。这些事使我成了受追捧的人物。
